龚自珍到30岁前后,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“当今之务”联系起来,应用《春秋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、发展的观点,在“尊史”的口号下,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。这就是他在《尊隐》里所尊“横天地之隐”的具体化。 与此同时,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,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,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。道光九年(1829)殿试《对策》中,他肯定经史的作用,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,“不通乎当世之务,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、孰亟、孰可行、孰不可行也”;对现实问题,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,要求皇上“益奠南国苍生”,“益诫西边将帅”。龚自珍在中年以后,随着仕途失意,感慨日深,思想也陷入矛盾、烦恼和痛苦。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,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,改良的目标不明确,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,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“衰世”,为“日之将夕”,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,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,也是始终一贯的。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,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、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。